主题：与国歌永存的云南人——聂耳

与国歌永存的云南人——聂耳

玉溪之子 聂耳像

玉溪之子——聂耳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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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中、美、苏三国对日提出《波茨坦公告》，第二次大战即将胜利结束之际，美国著名广播音乐指挥家伏尔希斯，曾向美国国务院提议，在盟军胜利日，同盟国应向全广播各国的凯旋之歌，根据此建议，美国国务院很快列出了盟军各国的优秀歌曲，其中，一位出自云南的音乐家和他的作品被选中作为中国的歌曲而向全播放。

聂耳像

聂耳的全家福

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他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1925年聂耳(13岁)全家合影。

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和它的曲作者聂耳。

聂耳，1912年出生于昆明，却不幸于23岁时英年早逝，在转道日本去欧洲途中，在日本的藤泽鹄沼海滨游泳时遇难，时间是1935年7月17日。

所幸的是，在此之前，聂耳刚刚把修改好的《义勇军进行曲》曲谱从日本寄回了上海。他的遇难，使《义勇军进行曲》成了这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艺术生命的绝唱。

这首创作于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当初是为电影《风云儿女》谱写的主题歌。这部抗日影片是在日军占领上海的铁蹄下完成的。依照剧情，剧作家田汉为故事主人公创作了-首诗《万里长诗》。长诗的最后一节，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

当时，中国大半国土被日军占领，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风云儿女》的上映，使《义勇军进行曲》很快成为鼓舞士气，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愤怒呐喊。

田汉说："《风云儿女》放映后，很快流行全国，由北京南下做救亡宣传的学生们，甚至像沈衡那样的爱国老人们，同情中国的国际朋友们都在唱这支歌，可以说《风云儿女》这个电影作品被《义勇军进行曲》这支主题歌给掩盖了。"

写在聂耳诞辰一百周年

编辑：李云霞 发布时间：2012-04-12 02:40:35

4月11日，是聂耳诞辰一百周年。

踏着阳春薄雾，我来到滇池，来到西山，来到屹立在滇池侧畔西山半山腰的聂耳像前。

在苍翠的绿树的簇拥下，在碧草如茵的绿地上，聂耳静静地伫立着…沉思着…聆听着…

他身前，是绿茵和鲜花;他身后，是安放着他24岁年轻生命骨灰的墓穴;他身侧，是展示他生平事迹的纪念馆。

仰望着聂耳，似听到他8岁时吹响的小号，听到他电影《城市之夜》小提琴手的本色出演，听到他《卖报歌》、《大路歌》、《开路先锋》、《告别南洋》、《铁蹄下的歌女》一系列歌曲的旋律……

仰望着聂耳，似看到他幼年时代在多才多艺傣族母亲携带下的聪慧好学模样，看到他时代挥笔疾书的作文《我之人生观》模样，看到他激情创作后来被国际音乐界视为中国民乐经典的新民乐《金蛇狂舞》的身影……

仰望着聂耳，似触摸到他年轻的身躯里砰然有声的心跳，触摸到他如黄河般奔流不息的血脉，触摸到他惊天地泣鬼神的《义勇军进行曲》旋律……

百年聂耳，留给后人的很多很多。在滇池，在西山，人们久久地伫立着，久久思索着……

聂耳。 姚卫民 摄

聂耳。 姚卫民摄

聂耳遗物。 姚卫民摄

聂耳遗物。 姚卫民摄

聂耳遗物。 姚卫民摄

侄女深情追忆聂耳：未曾谋面却一生向他学习

编辑：李云霞 发布时间：2012-02-16 10:47:44

本报记者 李红艳

“人民音乐家”聂耳在日本藤泽不幸溺水逝世时，聂耳的侄女聂丽华刚刚出生，那一年是1935年。聂耳当然不会知道，正是缘于他，这个小女孩儿从小就在心里埋下了当一名音乐家的愿望。光阴荏苒，小女孩儿如今已年近八旬。因为纪念聂耳百年诞辰音乐剧《国之歌》在京启动，担任该剧总顾问的老人昨天也从云南赶到了北京。说起未曾谋面的“聂耳叔叔”，老人禁不住动容，“作为后人，我一生都在向他学习!”

“我从小在祖母(聂耳母亲)身边长大，我记得那时候家里有很多聂耳的遗物，包括日记、相册、唱片、乐器、衣物等。日记我看不懂，就看相册，还听他的唱片，我学会的第一首他的作品便是《卖报歌》。”聂丽华老人回忆道，“祖母会给我们几个孩子讲聂耳小时候的事情，讲他怎么喜欢音乐，怎么努力学习，下雪天没有鞋穿还非要坚持去……从那时起，我心里就朦朦胧胧有个念头，长大后像叔叔一样成为一名音乐家。”

天遂人愿，从习小提琴的聂丽华后来考入了四川音乐学院，专业当然也是小提琴。不过，当时学院里的老师建议她：“你的叔叔聂耳是作曲家，你干脆改学作曲吧!”就这样，她半路改学了作曲，后来进入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主要从事影视音乐的创作。

“在音乐学院那会儿，每到假期我们都会下基层，去工厂，给工人们写歌，为他们演出，包括后来我在边疆待了几年，创作也都离不开人民群众。”聂丽华说，“聂耳生前认为，音乐艺术不是为个人服务，而是为大众服务，要不是有这种情感，他怎么能写出《卖报歌》那样的经典作品?有一次在公交车上，我听到一位妈妈抱着刚学会说话的孩子一起唱《卖报歌》，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这首歌至今还被人们记住，证明了聂耳的音乐创作理念直到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

因为特殊的身份，聂丽华平时还参与一些与聂耳有关的文化交流活动，也因此结交了不少国际友人，其中包括一位名叫齐藤孝治的日本作家，他曾于1999年出版发行聂耳传记《聂耳——闪光的生涯》。聂丽华说，为了写作这本书，齐藤孝治曾先后八次自费来到中国采访，多是由她陪同。

“齐藤孝治先生有一个愿望，选择不同国家有代表性的名人，为其立传，在中国，他选择了聂耳。他最初知道聂耳是通过中国的对外广播听到了《义勇军进行曲》。经过采访，他对聂耳精神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在他看来，聂耳对社会的责任感，对时代的积极参与，对事业、对理想的顽强追求，将拦路的石头变成了登高的阶梯。”

正是因为与齐藤孝治的接触，聂丽华萌生了学习日语的念头，那时她已经60多岁了，她学日语的理由很单纯，“聂耳当年是在日本溺亡的，日本民间也有纪念聂耳的活动，我如果会日语，就能和他们进行更好的交流。”

聂丽华的儿子青山也是学音乐出身，他还专门为音乐剧《国之歌》创作了歌曲《万岁中国》。说起儿子，聂丽华感到很欣慰，“我很高兴我们两代人都从事音乐工作。我们在音乐上的成绩达不到聂耳那样的高度，但是聂耳精神我们一直在继承和传扬!”（来源：北京日报）

母亲的歌让他着迷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

聂耳墓

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在药店的楼上，原名紫艺。在聂耳4岁时，父亲死了，药店由母亲经营，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算完账后，叹气，发愁。聂耳曾暗许心愿：今后一定要“让母亲过好日子”。他到上海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屡屡提到“汇钱”之类的字眼。

母亲是聂耳最大的牵挂。从照片中看，母亲彭寂宽是比较典型的傣族妇女的长相。令人佩服的是，彭氏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跟着丈夫，居然能够读医书，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问诊，养家活口。彭氏的聪慧，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乖巧伶俐，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甚得亲友疼爱。

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等。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蔡锷功成名就之时，聂耳还是黄口小儿，但他从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蔡将军云南首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习武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十六岁那年，聂耳终于憋不住了，背着家人偷偷参军，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后投考黄埔军校不果，又被军队遣散，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之中打消。不得已，转而读书、演戏、作曲，但成就伟业之心未了。

聂耳墓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作文中，聂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会从事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行当。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挣

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琴，度悠闲时光。他还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

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毕业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后，聂耳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他的学生腔明显少了，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演艺圈的“拼命三郎”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聂耳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员的工作。谁知“申庄”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因为偷税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聂耳失业了。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刊登在《申报》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耳的注意。每月能挣十元津贴，还管吃住，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因为紧张而发挥得一般，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

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阵容虽然不大，但是因为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聂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练习生。

七八个人一间的狭小宿舍，练琴时得站在墙角，但聂耳却感到了生活的。初到不久，他帮助昆明老家的朋友张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电影拷贝，得到一百元报酬。一百元啊，离开大家庭以来他还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钱，聂耳的心狂跳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给母亲邮去一半。另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还有两本乐谱。这把普通的小提琴，从此为聂耳的生活增添了华丽的色彩。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是聂耳的专职小提琴老师。于是，人们常常看到师徒二人认真地矫正指法，“错了”，“又错了”，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时断时续。“小老师”与聂耳同龄，平常为人很随和，教琴却毫不马虎。十九岁的聂耳，

刚摸琴，连乐谱都看不懂，哪里懂什么对位、和声，“小老师”有点急了。但聂耳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师。“一定能学会，”他对自己说。吃罢晚饭，大家都结伴去逛“四马路”，到“大”看杂耍，聂耳却一声不吭，躲进房间练琴。他要完成自己的业务指标：一天至少“恶补”七个小时的琴。

“拼命三郎”聂耳很快出名了。其时，电影和戏剧往往裹挟在一起。一套演员班底，一会儿在舞台上演话剧，一会儿又聚集的水银灯下。这样做，虽出于制片商节省成本的策略，客观上却锻炼了演职员。比如王人美在电影《风云儿女》中除饰演女主角之外，还要唱主题歌。拉小提琴的聂耳，也要时不时上场扮个什么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贩;或者涂一身黑墨，扮成黑人矿工。他善于模仿的表演才能已是尽人皆知。1959年，赵丹在电影《聂耳》里出演聂耳时，还不止一次地谈及当时的往事。

出入“明月”的都是上海滩演艺界的人物，蔡楚生、孙瑜、卜万苍、金焰、郑千里、王人美、黎莉莉、白丽珠、赵丹、周璇、阮玲玉，等等。近观名人，聂耳才体会到什么是“风头正健”。星光照耀之下，起初投身于此只为谋生的聂耳，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

“耳朵先生”和“田老大”

活泼，天真，十九岁的聂耳是个孩子王，身边总围着歌剧社的小演员们。做游戏，输了，孩子们起哄，聂耳乐颠颠地耸动着两只耳朵。大家不满足，“耳朵先生，再来一个嘛!”聂耳又“秀”了一下。

聂耳最爱看电影，而且每遇动情之处必哭，这在朋友中出了名。他的这个习惯常被朋友们当做笑料，他自己却觉得再自然不过。至情至性，有何不好?

那时，聂耳与他的同乡、上海泉漳的教员李生萱来往很频繁，此人即后来的著名哲学家艾思奇，聂耳因此对哲学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和向往。

聂耳墓

“一·二八”以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中共提出在文艺界发展党员，壮大左翼力量。年轻活跃的聂耳被列为首批培养对象。培养和联系人是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负责人田汉，后来介绍聂耳入党的也正是田汉。但在聂耳目前保留下来的十多万字的日记、文章、书札里，关于田汉的描述却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流水账式的记录，至多用“很好”这样的字眼笼统地表示一下。勤写日记和书信的聂耳，逢“田”何故谨慎避?令人不得而知。当然，在田汉的眼里，聂耳最初只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追求革命的贫苦学生，两人阅历、资历以及性格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田、聂二人在音乐创作中的默契合作。

1933年至1935年两年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一同创作了《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打砖歌》、《打桩歌》、《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打长江》、《采菱歌》、《义勇军进行曲》等十四首歌曲，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聂耳的处女作《开矿歌》是两人合作的开端。后来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则是两人合作的巅峰。

电影《风云儿女》剧本刚刚完稿，编剧田汉被捕了。聂耳见到导演夏衍的第一句话是：“《风云儿女》谁来作曲?”第二句话就是：“我来写吧，田汉也会同意的。”自信与笃定溢于言表。狱中的田汉果然同意了聂耳的请求。很快，聂耳就拿出初稿，定稿是聂耳到日本后完成的。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东京的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死，年仅23岁。当时，由诗人郭沫若在日本写了一首诗，以志纪念;1954年云南省重修聂耳墓，郭沫若又撰写碑文;同年，日本藤泽市修建聂耳纪念碑，碑铭也由郭沫若题写。聂耳生前与郭沫若是否有交往，我们并不清楚，但作为田汉的密友，因为田汉的缘故，郭沫若关注聂耳是十分自然的。只是，为什么不是田汉呢?由此推想，尽管聂耳和田汉有过多次成功的合作，在“朋友”和“搭档”之间，笔者更倾向于从后者的角度考量两人的关系。聂耳提起田汉，总是恭恭敬敬地称一声“田老大”。

1934：“我的音乐年”

1934年4月1日，聂耳加盟由英国人经营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百代公司当时在上海十分出名。

聂耳

初进“百代”，聂耳只是音乐家任光的录音工作助手，但是很快他就被任命为音乐部副主任，这是因了然的才秉。“百代”老板大气地对聂耳说：不管你是谁，你做什么，只要你能做成，有影响，有效益，你就尽管去做。

聂耳“拼命三郎”的劲头又上来了，抄谱，作曲，演出，开研究会，一刻都不消停。他是如此兴奋而忙碌，以至连写日记的时间都没了，整整七个月的“百代时期”，临到末了他才粗略地写了一篇“总结”文字。在这篇注明“四月四日”的日记里，亢奋中的聂耳一再使用“一致地赞许”、“批评甚佳”等火爆字眼，形容自己为电影《渔光曲》、《桃李劫》、《大路》创作的音乐作品。

忙碌中聂耳最用心力的是国乐队，业余演出时这个乐队也称“音乐社”。乐队很小，只有几个基本席位，成员都是往来较密切的同行，每礼拜开两次夜工，因为是同人性质，大家的兴致很高。乐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乐伴奏和合奏形式方面的改革实验。聂耳根据云南等地民间乐曲改编完成《山国情侣》、《昭君和番》等四首民乐作品，都是交由音乐社首演的，现场与报章的反响让他和他的朋友们兴奋不已。

今天，辞典里有关“聂耳”这一词条，在“《国歌》的作曲者”后面通常都会加上一句“中国新音乐的创始人”。“百代”就是聂耳“新音乐”的实验室。

人生的价值往往成就于一个瞬间，一个阶段。1935年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了聂耳作为一个音乐家的标志性作品，但他丰富多样的音乐实践，在1934年就已大略成型了。他自己说过：“1934年是我的音乐年。”

那一年，碰见熟稔的朋友，聂耳总会半真半假地发几句牢骚：忙!真忙!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话刚说完，一转身他又忙得像个陀螺，从乐队转到合唱队，从合唱队转到摄影棚——因为他正在筹划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若干年后，夏衍回忆当年情景时，曾长叹再没有能像聂耳这样“抢”着干事的人了。

1934年，聂耳真的快乐，他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完全变了。在名人如毛的上海文艺圈，聂耳曾一度很沮丧;但这一年，他恢复了惯有的自信。

六十多年后，新世纪的第一个新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奥地利的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当地许多社会名流盛装莅临。音乐厅的气氛出乎意料地好，每一曲终了总有热烈的掌声。聂耳在“百代时期”编创的《金蛇狂舞》起奏。大厅里静极了，丰沛的个性化的旋律流淌在多瑙河畔。突然，震耳的掌声提前响起。一时间，作为听众的笔者百感交集，想到很多，包括聂耳。这次音乐会上还演奏了聂耳在“百代”期间主持改编的另一首新民乐《翠湖春晓》，同样以那充满民族个性色彩的优美打动了异域的听众。今天，《金蛇狂舞》和《翠湖春晓》已被国际音乐界视为中国民乐的经典作品，灵魂早已升入天国的聂耳，你有什么新的感想么?

聂耳的故居

编辑：赵书勇  

聂耳故居

关于聂耳的评价及墓志铭

他是天才的音乐家，又是革命者。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辉煌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乐乃心声”。聂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都是那个特定的民族危亡时代所造就。那些铿锵有力的音符，也都是当时环境下人民的心声。日本侵华和国内抗日群众运动的风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乐与革命从此结合到一起。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十天后，即2月7日，在外面隆隆炮声可闻、难民在街上到处流离奔走哭喊的环境中，聂耳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聂耳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又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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